大概三年前,我有一段时间也是频繁地进出这个医院,最开始是因为顾里的父亲,他在这个地方,从一个温热鲜活的人,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后来是因为崇光也住进了这家医院,那个时候,我还是刚刚进《M.E》的一个小助理,我每一天都活在向崇光催稿的深渊里。那个时候,崇光还是一个黑发漆瞳的大男孩儿,浑身散发着蓬勃的气息,这种蓬勃却又是笼罩在死神巨大的阴影之下的,因而愈发显得锐利而撼人。那个时候的我,心里塞满了绝望,每一天,我望着英俊的他,都像是望着天空里倒挂着的一个巨大的点滴瓶,里面的液体就是他的生命,巨大的苍穹下面都是震耳欲聋到令人发疯的他的生命倒计时的滴答声。 那个时候,他每一天都窝在白色的被单里,抱着白色的枕头,穿着白色柔软的棉布病服,望着白色的墙壁发呆,他在那个白色的世界里安静而又清澈,像是一朵干净的云。 那个时候的他,每一天手背上都扎着尖细的针管,冰凉的液体流进他温热的年轻躯体,他看书,听iPod,写日记,望着空寂的湖面出神。 那个时候的他,身上是一股独特的属于他的气息,他的气味天生带着一种植物的辛香和厚重,而现在的他,作为模特,每一天根据不同的服装厂商要求在身上喷洒着不同的香水,有时候是CHANEL,有时候是帕尔玛之水,而他皮肤下面本身蕴藏的森林气息,愈来愈淡。

就在唐宛如的不停询问里,就连卫海这个被我们称为“肌肉多脑子少”的体育猛男,也恍然大悟面前站着的这个外国人,竟然就是之前名动全国的著名作家周崇光。我用“说来话长”为借口,屡次打断了他向我询问的目光。并且我也用“不要引火上身”为理由,叫他不要对外声张,否则很容易“有可能哪天你只是下个楼买瓶可乐,隔天就在苏州河上看见一个麻袋顺流而下,麻袋里装着你”。 –“哦,你说陆烧这个名字啊,是我闹脾气随便取的。当时没想那么多,我想应该是潜意识里想起了我父亲的名字吧,他的英文名字是Shaun,所以我就想,那就叫‘烧’吧。同归于尽?没有没有,我不想纵火。” –“最痛的地方是眼睛吧,打麻药的时候我痛得快晕过去了。我其实所有的五官包括脸部轮廓都有稍微地改动过,虽然不是大动,但是因为改动的地方比较多,所以整体看起来,已经几乎没什么过去的影子了。现在的我,就是一个标准的西方人长相,至少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混血儿。” –“我眉毛里垫高了一块骨头,看起来眼窝变得更深,但这样就会显得我的眼睛没有以前大。

每一天,我们都觉得特别难熬,无论是那些忙碌的日子里,每天都恨不得变成孙悟空那个随便拔毛就能招来替身的孽畜,还是那些冬日的假期,在家里浑浑噩噩地蒙头就能睡够二十个小时。 无论我们的感官敏锐得能听见千里之外一根绣花针落地的声响,抑或是被五感剥夺、混沌漫长得如同将灵魂浸泡在了一碗黏稠的罗宋汤里,时间从来都是客观而又无情地兀自滴答,它不会变慢。 它只会更快。 一个月前,接到Kitty打来的电话时,我和顾里唐宛如以及南湘,我们四个还在浦东的一个刚刚开张的发型店里,等待着准备剪去一头招魂幡的南湘脱胎换骨,那个时候,我记得太阳还很毒辣,在秋天都已经快要到来的时候,依然残余着把水泥地炙烤得发烫的威力。

从“严格禁止带同性回寝室过夜,异性得提前申报等待批复”,到“当某项提议无法达成共识时,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如果出现二比二的情况,以顾里所在的一边意见为准”。备忘录的最后一页,有我南湘唐宛如三人的血手印,看上去就像卖身契,但是顾里,却潇洒地盖了一枚私章。 还有很多很多的照片。 我十六岁生日的照片,双层的蛋糕面前,我看起来像一个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饥饿难民,我看起来不像是在准备吹蜡烛,我看起来像断食三天的村妇。顾里在我的身边,脸上流露着满足而自豪的表情:因为蛋糕是她买来送给我的。这是我十六年来的人生里,见过的最大最贵的蛋糕了。之前很多年的生日,我都是在家里吃一碗长寿面就过了。 有我和简溪第一次大吵架几乎要分手时,我跑去顾里家过夜的照片。

她站起来,冲门外点了点头,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一身漆黑毛料西装的顾准,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走了进来。他走到座位上的时候,礼貌地挂断了电话,然后伸出手和宫洺相握。 –这是什么组合? 这是蔡依林、安妮宝贝、袁隆平三个人在一起的跳秧歌组合。 我回过头看我身边的人,顾里、唐宛如、崇光、卫海,每一个人的眼神都各不相同。随后的十几分钟里,唐宛如和顾里一直持续地进行着火热的交流。从她们的对话来看,其实她们俩的神经调频是在同一个数字上。她们彼此交流格外顺畅,我们旁边的看客,完全插不上嘴。比如唐宛如说“那家的空心菜,用了一种特别的酱料,感觉就像南乳汁烧出来的一样”时,顾里接了一句“男乳汁?这挺稀罕的,得卖多贵啊?” 在持续不停、匪夷所思的对话里,崇光实在受不了了。我看他的眼睛已经快要睁不开了,而且头发像一堆被风刮乱的草一样顶在头上,明显头皮已经发紧了。他站起来,朝顾里和唐宛如同时做了一个闭嘴的手势(我当时心里默念了一句“帅气”),然后说:“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一家餐厅。” 我没想到崇光带我们去了思南公馆。 我知道这个地方,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

宫洺本来高大的身躯此刻蜷缩着陷进沙发的中心,显得小了一圈。他的脸比刚刚住进医院的时候明显消瘦了很多。他腿上披着一条雪白的高地羊绒织毯,那是我帮他从家里拿来的。当时我还特别小市民心态地在他的奔驰的宽敞后座上,横躺下来,将毯子裹在身上,享受了一下有钱人的生活。我透过后视镜看司机的表情,他正色端坐,目不斜视,我想多年来他已经被宫洺训练得就算他车里载着张曼玉,旁边还有贝克汉姆在唱《爱情买卖》,他也会熟视无睹。 我走进来,他轻轻地抬起眼皮,对我点了点头,动作幅度小到让人怀疑他是否点了头。他和当年的崇光还不一样,他就算披着白色病服的时候,也依然能把这个湖边的白色监狱轻易地变成淮海中路上的写字楼隔间。他让Kitty帮他搬来了两台电脑、一台传真机、一台打印机。他甚至中途还召集了公司的一堆设计师来医院里开了个小型的会议。我觉得他如果再这样住下去,很有可能整个公司会搬来附近上班。 我把咖啡放在白色的小矮柜上,旁边的打印机正在咔嚓咔嚓往外面吐纸,我低头瞄了一眼,非常熟悉的《M.E》杂志内页的风格,应该是下一期的稿样。我把打印好的纸张拿出来归拢,然后把纸袋里的咖啡拿出一杯来,走过去把纸样递给宫洺,随即拿出一小包糖,撕开来往他的那杯拿铁里倒进去。掀开盖子的时候,浓郁的咖啡香味将房间里寂静的空气掀出一股暖融融的骚动。 我们彼此都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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